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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三朝为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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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650~721年),祖籍吴兴,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狭石(今属陕县破石乡)。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讳与其同名,故命以字行。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

姚崇之父姚懿曾任破石县令,唐龙朔元年(661年),为防御边乱奉命出任嵩州都督(今四川西昌地区),安定了边境。龙朔三年(663年)姚懿病故。姚崇年仅12岁即成为孤儿。崇袭父荫以孝敬挽郎入仕,长乃好学,博涉曲籍,下笔成章,入朝论政,答对如流,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初拜侍郎(四品官),后连续升迁,成为武则天、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三朝宰相,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4年),重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搞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冤假错案的继续大量发生。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他先升为夏官郎中,旋因处理北方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之纷繁战事有功,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便由邮中耀为夏官侍郎(正四品官)。不久,圣历元年(698年),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姚崇当面向武则天痛陈重用酷吏、鼓励告密,只能导致朝臣反逆案件日益增多,并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只要不再滥杀无辜,朝廷内外的官员,不再会有反叛者。武则天听后很高兴,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克。

大足元年(701年)三月,姚崇任凤阁待郎(即中书待郎),参知政事。四月,赴并州(今山西省阳曲县以南,文水县以北的汾河中游及其以东地区)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同年随武则天由洛阳回京师长安,又兼任相王李旦王府长史。后因得罪权臣张易之兄弟,长安四年(704年),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即太仆卿,掌管舆马和畜牧业),出为灵武(今贺兰山东麓,宁夏中卫、中宁县以北,盐池县以西地区)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赴任前举荐张柬之为相,为日后诛杀张易之兄弟,恢复李姓统治奠定了基础。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等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恰在

此时,姚崇从灵武道回到京城,遂与张柬之一起参与了这一密谋计划,并成功地付诸实施,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被杀,武则天被迫退位,由大明宫迁往上阳宫,中宗终于复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

中宗复位后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欢呼雀跃,唯独姚崇鸣咽,流涕不止,遂引起了张柬之等人的不满,当日姚崇即出为亳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景云元年(710年)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联合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李隆基因功被立为皇太子。唐睿宗早就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豫齐心合力,基本上革除了中宗时期的弊政。

景元二年(711年)二月,姚崇与宋瑞因在对待李唐宗室内部诸多问题的处理上与睿宗政见不一,且又触动了太平公主的地位和利益,姚、宋二人遂同时被罢免宰相。姚崇免去相职后被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刺史。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刺史,迁为扬州(今江苏扬州市)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颇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由此可见其政绩卓着,深得民心。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之乱后,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今西安市东北新丰镇)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针对时弊向玄宗进奏《十事要说》;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玄宗听后,欣然接受。次日,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旋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令(即中书令)。

姚崇出任宰相之后,没有辜负玄宗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先从整顿制度人手,裁撤冗职,诠选官吏,各当其才;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大诗人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唐自中宗以来,贵戚争相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机逃避国家徭役赋税。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姚崇上奏提出减少寺院,裁减僧尼,得到玄宗的支持,很快还俗者达1.2万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这就大大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人为僧尼和大肆营造佛寺的弊风,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保证了国家田赋的正常收入和徭役的正常需要。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撰有《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等五诫,要求官吏廉洁,加强修养,并向官吏提出了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他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即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他坚持任人唯贤,以荒年为口实,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通过非正常渠道任命的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经过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混乱局面。

姚崇还奏请玄宗,解除了诸王的政务与兵权,使之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权柄,清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他主政期间还挫败吐蕃军的人侵,维护了唐朝疆域的完整。

开元三年(715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可奈何,只能烧香磕头,求助神灵,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并提出灭蝗的办法。当时朝臣众口一词认为蝗虫是天灾,不宜捕杀,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姚崇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捕杀蝗虫,终于,玄宗采纳姚崇的主张,下令灭蝗,并派出御史,名为“捕蝗使”,分赴各地督促灭蝗。次年,山东地区再次发生严重蝗虫,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出“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取得了很大成绩,把蝗灾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虽然山东地区连年发生蝗灾,但也没有造成很大饥荒,姚崇功不可没。

开元四年(716年)十一月,姚崇因患疟疾,卧床不起,每有军国大事,玄宗都令刚担任宰相的源乾曜去征求姚崇的意见。不久,姚崇以年老多病为由,多次提出辞相。姚崇辞相后,玄宗命他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年),玄宗授姚崇太师太保(正一品,最高虚衔),他以年老多病辞而不受。次年九月,姚崇病故,终年71岁。赠扬州大都督,益曰“文贞”。临终前,他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准沿袭旧习崇信佛道,不准抄经写像为他厚葬,只需穿平常衣服即可,并严禁为他“追福”而大量挥霍浪费财物。他一生不敬神,不信鬼,不以官高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虽多次被贬斥,仍能赤胆忠心,敢言直谏,视天下为己任。这些在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传为佳话。开元十年(722年),姚崇葬于伊川万安山之南原(今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莹村北)。开元十七年(729年)朝廷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瑜为相时,他喟然长叹道:“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称赞他的“宏才远略”。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姚崇也是难得的军事家。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姚崇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在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评价可谓高矣。